2021年9月16日，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召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苏世民书院和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主题为“全球碳中和与能源变革”。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型能源企业和金融集团等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共商低碳转型发展路径。
图为论坛现场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鞠建东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讲。鞠建东指出，碳中和需要通过科技、经济、金融等手段共同实现。从金融的层面来说，要关注碳市场和碳税这两个重点议题。
图为鞠建东
鞠建东把实现碳中和总结为三个结构性的转变：科技实现+经济实现+金融实现。科技实现是最直观的要求，现在绝大多数的讨论就是科技实现，比如光伏技术、氢能技术等。碳中和的主要技术路径思路就是从终端用能的再电气化、到前端电力生产的零碳（低碳）化，再到多余排放的负碳抵消。此外，不仅需要科技实现，还需要经济实现和金融实现。宏观层面的经济实现，意味着在供给方从高碳生产（资源依赖）到低碳生产（技术依赖）、需求方从高碳产品与服务向低碳产品与服务转换时，替代的低碳技术与消费方式的市场价格是大于等于成本的，否则在经济上根本无法实现。另外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实现，金融支持需要贯穿科技实现的全过程，实现从技术研发与孵化、商业化、生产过程、全产业链管理的全过程覆盖。技术的研发与孵化需要用绿色低碳创投基金等资金去支持，技术商业化需要用绿色债券、投资、贷款等优于市场成本的资金去支持，生产过程需要充分利用碳市场、碳配额获益等金融手段支持，全产业链过程，包括材料和配件的供应、生产、销售和使用过程，也需要配套的绿色金融支持方案。
金融实现去支撑科技实现，金融工具至关重要，鞠建东着重分析了碳市场和碳税。他认为，仅仅依靠碳市场支撑实现碳中和是很难做到的。我国碳市场从2013年起八省市地方试点，到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开始运行，现在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目前，我国碳配额是免费发放的，配额规模40亿吨，超过欧盟的20亿吨，碳配额发放方式选择免费发放还是竞价拍卖，哪种更有利于资源配置值得进一步探讨。现阶段中国碳市场仅为现货交易，没有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有效的价格发现工具，缺乏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而欧盟碳市场金融产品丰富，期货交易活跃。从流动性来看，我国碳市场流动性很低，中国碳市场换手率大约5%,而欧盟是400%,是中国的80倍。从碳价来看，中国碳价约50元人民币每吨，而欧盟50欧元每吨，大约是中国的7.6倍。因此，碳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在立法（减排总量、配额发放方法）、量化、定价等多个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此外，参考国内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状态，如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甚至是足球市场，发展过程都并非一帆风顺。碳市场作为一个全新的、定义了权限的市场，发展将存在诸多困难。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碳市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可能像其他要素市场一样做了很多年还未搞好，我认为靠碳市场支撑去实现2060年碳中和是非常困难的。
碳市场做不到，还有其他行政的做法，比如拉闸断电、直接给煤炭企业抽贷，这种行政做法对企业和经济伤害很大。另外一种在国际上比较普遍和成熟的做法是碳税。碳税主要是指对碳排放征税。对每吨碳排放征税，是环境政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不同产品税率会不同，如每升汽油碳税2.9美分，每立方米天然气碳税2.3美分。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中的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已经实施碳税，日本已对石油、煤、天然气征税，新加坡已经实施，印度和南非计划2022年实施。美国多次提出但尚未实施碳税，英国、中国尚未实施碳税。
鞠建东指出，实施的碳税也有一些问题，现在所说的碳税都是单一碳税，即排放每吨碳税要征收多少钱。单一碳税的模型结果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第一，单一碳税在碳减排初期有很大的推动，但长期再想降碳就非常困难。初期主要打击煤炭等行业比较容易，后期希望大家都把汽油车换成电动车，很多人就非常不愿意。模型计算表明，单一的碳税50美元一吨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的50%，但是从降50%到碳中和需要非常高的单一碳税，要降低碳排放80%，碳税需要超过100美元一吨。第二个问题是在初期阶段，对煤炭、煤电行业打击太大。这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煤电在电力行业占比较高，且煤电已经存在很多可替代的手段。第三个问题是碳税的模型计算对宏观经济影响不大，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但都在GDP的1%之内。第四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大家都害怕碳税对穷人打击比较大，对穷人收的税比富人高，因为一般比较穷的地方会烧煤取暖、用煤发电等。不过碳税对收入分配是恶化还是改善，结果并不一定，取决于碳税收入该如何用。把碳税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能碳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正面的。第五个问题是现有模型一般认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能大大高于现行的碳税，有些理论计算甚至认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达到250美元每吨。
既然单一碳税存在这么多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定要搞单一碳税？鞠建东的观点是可以考虑不同的碳税。第一，税可以是异质的，行业不同，税率可以不同；同一行业，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应该越高。第二，税可以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第三，税不仅应该惩罚污染，也应该与鼓励绿色并重，负的碳税就是碳补贴，可以用碳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绿色产业。第四，税收应该兼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通过税的不同，来实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绿山变金山，金山化绿山，循环迭代，奔向碳中和”。
对于非单一碳税的具体设置，鞠建东认为可以考虑累进碳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绿色，不同行业取碳密度的中间值，均值以下是绿色的，均值以上是非绿的、需要惩罚的。比如，假设电力行业均值是600克/每度电，那么小于均值我们就定义为绿色；假设交通行业均值是100克/每公里，小于100克我们定义为绿色；假设居民消费的均值是10吨每人每年，小于均值10吨就定义为绿色。以电力行业为例，横轴是碳排放强度（多少克/度电），纵轴是人民币（元），曲线表示对不同碳排放密度企业征收的碳税（补贴）大小，且这个曲线斜率会变，即碳税征收随着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越大。从2021年到2060年，这条碳税（补贴）曲线将不断左移，也就是碳排放均值从2021年的600克/度电到2060年碳中和的0克/度电。企业碳排放密度在均值600克/度电以下是补贴，600克/度电以上征碳税。现在电力行业，煤电碳排放密度一定是高于均值的，天然气发电可能比煤电略低，光伏和清洁能源等形式碳排放密度更低，这都取决于行业碳排放均值的大小。通过惩罚高碳排放的煤电，补贴清洁能源等低碳排放发电，这种均值以下补贴和均值以上惩罚的方式，使企业可以自己选择组合，减少火力发电，增加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只要做到均值以下就可以获得补贴。
再以关乎收入分配的居民消费碳税（补贴）为例。假设现在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值是10吨/人年，多于10吨/人年的缴税，低于10吨/人年的补贴。居民消费中的碳排放来自于开车出行、盖房子、富人开私人飞机等。从居民消费来看，很明显富人碳排放高，穷人碳排放少。那对富人收的碳税多，穷人收的碳税少，个人也可以通过种树等形式降低个人碳排放，到2060年碳排放均值是0，从居民消费上也达到了碳中和。
通过这样改进的碳税方式，对每个行业取均值，第一个好处是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一半企业会支持，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下，另外一半的企业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上。另一个好处是通过分不同行业设置均值具有灵活性，均值大小设置也具灵活性，容易获得各方支持，政策也更容易通过。不像现在的一些做法，若对整个行业都采取严格的转型行政措施，可能使得整个煤电、整个电力行业都是反对的。此外，像中国这样行政执行力强的国家，通过碳税方式比碳市场的方式更为有效。
基于以上分析，鞠建东提出了一个碳中和实现的具体经济路径，这个路径就是通过累进碳税，来推动各行业碳排放均值的不断下降和循环迭代，从而实现2060的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