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北大国发院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央行研究局前局长、华夏银行前行长张健华，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王勋带来专题分享。本文根据张健华的主题演讲整理。
非常感谢黄益平老师邀请我来参加悦读会。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央行从事金融监管，持续十多年，所以对金融企业的微观运作、监管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等都有所了解。后来负责金融稳定等偏宏观的工作，之后到央行研究部门做了一些更宏观、务虚的研究工作，后又到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再后来又做七年的商业银行行长，从监管转成被监管，直到今年年初到清华去专职当老师。
因为这一路经历，我对《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更有体会。在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中，我既经历了很多金融改革实践，也阅读了不少相关文章。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行长易纲都有不少关于金融改革方面的文章，从宏观和整体角度以及非常高的站位分析和论述了金融改革的逻辑，但像黄益平老师和王勋老师这样从系统、完整特别是规范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的文章我是第一次读，因此印象深刻，受益良多。
结合这本书的读后感，跟大家分享我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几点观察。
金融改革的几点观察
第一，中国金融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
我国的经济改革从1978年开始，金融改革是从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开始。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建设金融体系，经历了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相继恢复成立，到央行功能的逐渐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改革始于1984年，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以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
事实上，金融改革相较于经济改革滞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金融在任何国家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也只有当经济发展有需求，金融业发展才有动力。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金融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改革。比如，“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个声音一直都在，只不过近期更加刺耳。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偏激，因为金融可能只是对部分领域的实体经济支持不够，比如对创新领域支持不够，在转型期对消费支持不畅等。原来金融关注的是生产端，中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后，金融要多关注消费端；原来金融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客户，现在要多关注居民客户和家庭部门的需求。
因此，尽管金融改革还存在很多滞后问题，但“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这样的说法也不对，至少不准确。
第二，中国金融体系承担了经济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很多成本。
1998年，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不良资产也多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
2003年，中国的银行大量改制上市时，又进行了二次资产剥离，剥离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
因此，国企改革的很大一部分成本被银行体系承担。
第三，以国有控股为主的金融体系既是政府调控金融资源的关键抓手，也决定了金融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约束激励机制。
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机构以国有控股为主，必然会受到政府理直气壮的干预。同时，除了通过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政府作为出资人也对金融机构有很多干预。此外，我们的金融机构多为国企，国企有自己的行为模式，在业务经营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一定不是风险偏好型而是风险厌恶型，这些特点都很鲜明。
除了考核利润和资产质量等财务指标外，国有企业还受很多制度上的约束，使得国有金融机构和其他国企一样，既有其自身的优势，也面临着同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约束与激励问题。
第四，金融改革的目标基本实现。
这主要表现为金融业规模扩大，体系健全，有效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自身也为GDP贡献很大，包括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
第五，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日益增强。
尽管中国金融体系复杂，金融机构较多，但近年来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在不断增强，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六，外界批评声较多。
这些批评包括“脱实向虚”、利润过高、支持科技创新不足、小微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消费信贷发展滞后导致支持消费不畅、对消费者隐私保护不足、缺乏系统性金融文化等。
比如，消费贷目前主要靠平台企业在做，导致平台企业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整顿。比如“利润过高”也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旦进行价格管制，市场就有可能萎缩，最终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书中提到“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我认为也应该是中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而一旦市场停下来，恐怕就谈不上“改进”。
再比如，现在我国的金融业从业者很多，很多名校优秀毕业生进入金融体系，但金融文化至今尚未真正建成，包括敬畏风险、以客户为中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基本面等基本的从业理念依旧不足。
以上六点是我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观察，下面再举些例子。
首先，我国金融保险业占GDP比重快速上升。2012年，我在央行主持中国金融改革的“十二五”规划。当时金融保险业在GDP的占比为6%，并希望未来能保持在6%-7%，但近年已超过8%。对比中美英三国情况，截至2021年底，英国金融保险业在GDP的占比为6.1%，美国为8.1%，中国达到9.2%。2000年入世之前，我国金融保险业在GDP中占比仅为4.8%。对此巨变，好的评价是：“我国的金融业取得长足发展，目前已成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型行业”；不好的评价是：“金融业最终依靠的是实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利润，却又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总之，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末合计已有5000多家金融机构，并且还不包括众多的市场中介机构，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增长最快。
针对上述批评，我最近也在做一项实证研究，内容是关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信机构贷存比十年间变化的情况，借以判断农村信用社在改革后的支农效果是高还是低。贷存比是很重要的指标，可观察在当地取得的资金是不是又投资于当地，同时当地多余资金是不是通过省级联社又投回市场。我把分别位于东部和中部的两个省县域农信机构的贷存比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信机构贷存比近十年都在上升，说明金融对地方经济起到了支持作用。
另外，我们最近也在做涉农贷款研究。从近年来收集的各个地市县级机构的涉农贷款数据后发现，中部省份的贷存比比东部省份低10个百分点左右。换句话说，东部省份的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大，因为东部省份的县域经济更发达。从整体来看，东部省份农信机构十年间存贷款的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
这里再说一个关于大型金融机构的问题。前几年，国有大银行利润增长比较稳健，体现了金融改革的效果。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不仅规模在增加，盈利能力也在上升，这与其内部管理不无关系。通常，大行的内部管理相对来说更严格，相应的制度安排也决定了它们很难被少数人操控，所以利润增长比较稳健。但是从税后利润来看，因为规模大，国有大行的利润都比较高，增幅也比其它机构高，并且将来这些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产出效率。从上市银行的ROA(资产收益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数据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对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来说都不低，这反映了金融改革的成效，以及我们的金融体系参与了高度的市场竞争，并不是依靠所谓的“垄断行业”“牌照价值”或者“许可权价值”。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十年前就曾经讲过这一点，认为这可能与国有大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内部治理水平提升有关。
尽管中国金融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金融机构的市净率和市盈率很低。从中美英三国银行对比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市净率仅为0.63，英国为0.96，美国为1.22；市盈率同样如此，中国为5.3倍，英国和美国都是10倍以上。中国保险业和券商的市净率和市盈率反而高一些。银行利润很高但市场估值不高，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本补充难度加大等。这反映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以及如何看待我们金融业的未来。
我在研究中还做过一个比较，观察中国的银行业估值到底合不合理。结果发现，银行行业估值中枢大概是5倍，饮料行业估值中枢在40倍左右，地产行业下跌严重但估值中枢也还在10倍左右，计算机行业估值中枢大概也是40多倍。这说明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并不乐观。
当前环境和主要挑战
第一，经济趋势性下行（非周期性）。
经济呈趋势性下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们常说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就有新特征。我们金融业的新特征就是规模足够大，体系足够复杂，但服务能力没有完全跟上，结构性调整没有完全到位。
首先，当经济开始趋势性下行，金融业会表现出不良率上升，导致资产处置压力加大，最后直接影响当期利润及内源性资本补充；同时，由于银行业是一个高度周期性的行业，其不良率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而是持续很久。
其次，经济趋势性下行还会导致优质资源荒，即好企业相对变少，进而影响到未来的行业发展。
最后，经济趋势性下行还发会引发一些潜在问题，如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大，甚至倒闭，并且违规现象增多。今年一季度末，中小银行总资产占比只有29%，不良贷款占比却高达47.2%。
结论是，我们以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一些经验未必再适用，现在必须要把存量盘活或实施结构性改革措施。尽管我们原来认为结构性改革需要的时间长、周期长，但这项工作可能还要下决心、花大力气推进。
第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且大概率是逐渐恶化。
对此，我们就要及早做准备，思考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政策选择空间缩小、海外金融资产风险增加、人民币走出去受阻等一系列的新挑战。
第三，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规模增长难以为继，需要出台结构性调整政策。
如果仅以M2/GDP作为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金融抑制”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高度货币化。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1年末全国宏观杠杆率为272.5%，相较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上升17.3个百分点。政府、居民及企业杠杆率均较2008年有所上升。金融部门由于监管持续加强，资本实力得到增强（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
在讨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否时，单纯从总量上来看，支持力度已经不低，问题主要在于结构。怎么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不是一定要由政府出面？货币政策可以发挥哪些作用？这些都值得探讨。
第四，监管规则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
现在应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提高拨备覆盖率（也称为“拨备充足率”，是实际上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进一步加大资本充足率等。但实际上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又很难兼顾这些要求。
第五，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本的补充难度加大。
2003年中国大量的金融机制改制上市时，多数银行按1.2-2倍的市净率引入战略投资者，但如今银行业在二级市场上已经失去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控股银行不允许低于净值去发行股票的限制规定。
第六，宏观调控及监管的行政性手段或工具增多,如指标限制、窗口指导等。
这一类问题出现的潜在原因包括：不同部门对市场化方向的理解不同；对各自职责的解释不同；宏观审慎管理在微观层面落地时的角色定位不准；“家长主义”导致监管边界不清，主管部门时常代替股东、市场及客户进行决策或做出选择。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或市场主体的非审慎，甚至是利益驱动导致的非理性或主观故意。
第七，金融稳定与社会稳定交织在一起导致风险难以出清。
第八，多数金融机构未做好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准备。
这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建设，以及金融机构如何为数字经济提供相应的服务等。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一，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因行政手段短期有效而过分依赖，包括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小微融资、绿色低碳等）。
第二，坚持系统化的解决思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改革重点任务，但要有统筹规划及分布实施路线图。
第三，按大国金融进行思考，政策调整时充分考虑对本市场的影响及外围市场的影响，并与市场进行充分沟通，避免人为引发市场动荡及始料未及的外溢效应。
第四，明确各市场参与主体的职责定位，规范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消费者各自的行为。
第五，建设良好的金融文化，把保护消费者利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第六，适应数字化社会的需要，全面提高监管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能力。
第七，改变以往靠规模增长解决问题的思路，真正做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